希特勒认为，大众是愚蠢和健忘的，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超出其理性和逻辑理解能力的复杂世界，因此，任何通过复杂论辩来征服他们的企图必定会失败。戈培尔同样认为，大众的思考是简单原始的，他们需要领袖为其概括复杂事实，然後根据这些概括，得出清晰和不可妥协的结论。
　　为完成「重要的事情」，极权主义统治者区分出宣传和组织的功能。宣传是为了吸引支持者，组织的功能则是赢得成员。支持者会同意某一运动的目标;成员则会为了此种目标而斗争。无论宣传还是组织，都必须依靠大众一致性。党控媒体由此浮出水面，所呈现的内容必须与统治者的世界观保持一致：如果犹太人是该死的，那麽任何关於犹太人的新闻都应是负面的，新闻工作者必须牢牢地与执政党保持一致。
　　这种一致性令人痛苦。1943年戈培尔发现：“任何在骨子里对荣誉保持一定敏感性的正派新闻工作者，完全不能忍受帝国政府对待他的方式。”。媒体人的痛苦在统治者对一致性的要求面前，不值一顾。所有现代宣传体系，甚至包括民主国家在内，都为寻求一致性而努力，但是民主国家只能用说服和交流，极权国家则使用暴力或软暴力。
　　通过减少乃至灭绝分歧，极权统治赢得了表面看来广泛的公众支持。然而，这种支持的真实性是可疑的。柏林墙倒掉後，东德政治局委员沙博夫斯基承认，东德的统一社会党从未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它只有忽略掉这个事实，才能继续存在下去。人们只是不敢说真话，而不是忘掉了真话。根据库兰“谨慎的螺旋”理论，人们通常会隐藏其真实观点，进行自我审查，谨慎地发表意见，以获得好处或至少避开不利局面。因此，人们公开表达的意见，未必是他们的真实想法。颂歌的背後，也许藏着抵抗的匕首。
　　纳粹德国和东德的宣传体系都遭到灾难性失败：它们宣称传达真理，但没有一个是可信的。它们要求热情的支持，却只得到勉强的服从。它们渴望形塑符合统治的完美国民，却只制造出装样子的公民，人们假装相信，而政府也假装相信人们已经相信了。它们都讨论永恒价值，但没一个配得上。它们制造的痛苦远比欢乐多。
　　再高明的宣传术也无法让个人长久地忘掉自由，背叛自己的利益，沦为国家机器的螺丝钉。真正让人无法逃脱的是“人性之网”，它永远网罗着每一个人，无论从善还是恶的一面拔剑，都无法将之刺穿。极权统治违背人性，这就是它失败的根源。极权统治就像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房子，注定会在某日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