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悲观的经济学家提出,今天就必须预估欧元区崩溃的潜在可能,在规划如何规避危机的同时,也应筹划一旦欧元崩溃,如何才能有序地退出。欧洲高等商学院基金会教授斯蒂文·奥阿纳就认为,欧元区边缘国家舆论正在出现“反欧元”倾向,这种倾向一旦反映到选举上来,选出一位“反欧元”的极右翼或极左翼的首脑上台,进而宣布退出欧元区的话,欧元就有可能崩溃,因此必须做好预案。
但也有很多欧洲经济学家则继续看好欧元。通过近两年几乎15轮欧盟峰会的反覆磋商、谈判和妥协之後,欧洲是否能如大银行家乔治·乌热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的文章所称,“欧元将通过危机洗礼後得到加强”,人们拭目以待。乌热认为,欧元前十年完成了货币和市场的统一,下一个十年欧元将整合整个欧洲的财政政策,从而真正向着欧联邦的方向前进。但愿如此。
涨价,涨价,涨价
然而对於欧洲民众来说,对欧元却“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应该承认,对於欧元,专家与民众、欧元区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从事虚拟经济的金融专家与从事实体经济活动的企业家……的观点是绝对不同的。前者大多认同、赞扬,後者则更多地执负面、消极的看法。
不可否认,欧元避免了欧洲各国多种货币极容易产生的“金融投机”,大大促进了欧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欧盟内部的贸易额在欧元流通後有很大提高。但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家们则感觉欧元流通後法国经济对外竞争力、特别是对其最重要的经济夥伴德国的竞争力急剧下降,从而造成法国经济今天的严重困境。而处於欧元区“边缘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则因公共债务危机而受到紧缩政策的影响,转而对欧元怨声载道。
法国电视一台日前在晚间新闻的一则报道中采访了法国消费者,大多数人都认为,欧元带来的是价格暴涨。该台记者做了一番调查:长棍面包,十年前0.67欧元,今天0.85欧元,涨幅27%;一杯咖啡,从0.76欧元升到1.10欧元,涨幅45%;可口可乐,从1.10欧元一瓶升至1.52欧元,涨幅38%;鸡肉,从5.80欧元/公斤涨到8.50欧元,涨幅47%。更离谱的是水果:一公斤苹果从1.52欧元涨到2.50欧元,剧升65%。法国电视一台记者的总结是,2001年底进入欧元时代前夕,30欧元能够买到的日常食品,今天要花费40欧元才能买到同样的东西,涨幅超过30%。
不过,这是否欧元带来的涨价,法国专家们是有争议的。
有的认为涨价的主要原因是原材料和能源上涨所造成的;还有的认为国家税收上升是主要因素。但也有专家认为,确实有商家借法郎转欧元的机会而涨价的。事实上,由於法郎与欧元的比价为6.56法郎兑1欧元,因此从消费心理上来说,涨价很难被消费者察觉。比如十年前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意大利餐馆Pinno吃一顿比萨饼约60法郎左右,现在最便宜的也要14欧元,相当於91法郎。然而记者调查表明,消费者会嫌超过80法郎一顿的比萨饼太贵,但却轻易就接受同样一顿14欧元的饭。商家正利用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而借欧元流通而大涨特涨。
涨价就意味着民众购买力的下降。对此,欧元确实是原因之一,但最根本的,还是那些不良商贩借欧元之机敛财。欧元只是一个借口。事实上,欧元被不公正地扣上了很多罪名。
多少罪名?
一个荒唐的现象表明,在欧元流通至今的十年间,法国国家统计证明,法国总体财富一直在不断地增长。法国40家最富有的上市公司的财富不断在膨胀。2011年年底这40家上市公司在危机的背景下,仍拿出370亿欧元给其股民分红;而他们的老板收入与2006年相比更是增长了34%。与此同时,欧元危机却造成民众的生活水平不得不在紧缩政策下不断下降。其根本原因就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对“劳工”取得了全面胜利。欧元危机将这一胜利的严酷後果暴露无遗。而执政者则将这种现象归罪於欧元。
实际上,欧元区国家今天的危机并非欧元造成的,而是巨额公共债务拖累了欧元。而巨额公共债务也不是因为欧元而造成的,而是经济政策的失误。如法国从1976年起政府预算就基本上处於赤字状态,而欧元正式流通仅十年光景。怎麽能将巨额债务的账算到欧元的头上去呢?
更重要的,则是金融资本无限制的投机行为生成的严重後果。没有高盛投资银行为希腊做假账“混”进欧元区的话,至少今天欧元危机不至於那麽严重。法国银行家、经济学家乔治·乌热认为,将金融资本造成的公共债务危机、也就是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失误,说成是“欧元危机”,是找到一个理想的“替罪羊”而已。这更容易诱骗民众是“货币即欧元”的错误,而不是金融资本过度投机的犯罪。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勒庞就一直将矛头对准欧元,鼓吹法国“退出欧元区”就能解决法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将矛头对准欧元,就能够使“愤怒者”将怒火烧向一个货币,而不是整个金融体系和政治体制。
欧元往何处去?
欧元区爆发危机至少有一个因素是不可忘记的,即金融资本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由建立统一货币进而建立共同财政政策和经济联合政府是符合这一需要的。但欧盟各国却面临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欧盟”情结的抵抗。欧盟宪法草案在欧盟建设的创始国法国和荷兰被公民投票所否决,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法国经济学家、着有《欧元与自由主义经济的终结》一书的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部主任雅克·萨皮尔就认为,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就类似比利时北部弗拉芒语区与南部法语区、意大利经济发达的北部与相对落後的南部之间的不平衡一样。在一国之内,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财经政策进行强制性调节,但在欧盟各国之间,这种强制性调节却遇到生存已经长达千年的民族国家内部的强烈抵抗。“怎麽才能说服一个十年来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德国工人,来为多年来只知享受阳光和海洋的希腊人支付他们的巨额债务呢?”萨皮尔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解决欧元危机的唯一方式真的是走向建立欧盟经济联邦的话,这符合国际金融资本的需要,但却是以牺牲欧盟民众利益为前提的。以希腊为例。希腊无力归还主权债务,甚至已经无力支付债务利息,这就严重损害了金融资本的利益。於是一方面通过欧盟要求希腊实施严厉的紧缩政策,用压搾民众的方式,来省下钱支付债务,而另一方面就要求德国等欧元区经济相对较好的国家对希腊进行经济和金融援助。问题是这种方式将吞噬包括希腊本身在内的主权国家的经济成长,使欧盟经济复苏更为遥远,从而进入紧缩—衰退的恶性循环,并直接导致民众生活水准下降,社会出现动荡。
而最重要的,当欧盟国家不得不在金融资本权力的压力下制定其经济和社会政策时,欧元危机只能导向欧洲社会空前大动荡。当资本对劳工取得彻底胜利时,意味着一家工厂主要考虑的不再是劳工的利益,而是拥有股权的资本的利益。
在欧元危机中爆发出来的对立,实际上是民众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今天欧元区最大的矛盾,就是欧洲公民从最初支持欧盟建设,正在迅速走向反对欧盟建设本身。这为解决欧元危机究竟应走向哪个方向提出了一个硕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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