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一个动盪的时期，当时正值苏联撤出援华专家而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重大的损失，同时国际社会联合孤立中国，正可谓内外交困之际。1962年的深秋，落叶几乎覆盖了广西梧州山城的大街小巷。当我哭喊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叁天，妈妈因为身体欠佳断了奶水，因此我只能靠喝牛奶维持下来，我的乳名“牛奶仔”便由此而来。可能因为先天不足，后天不良，我的身体一直虚弱多病，长得矮小。读书的时候，同学们都嘲笑我，校内校外都直呼我的花名“叁寸钉”(长得如一根叁寸钉那样短小)，令我缺乏自信，让我深感自卑。
　　不过，童年时的心灵也不至於脆弱如一根牙籤轻易地被折断，我骨子裡透着一股从母亲身上承继下来的倔强和傲气。别人的嘲笑虽然多少都会让我抬不起头，甚至创下一条伤痕，但我并没有太刻意地去舔伤。心底下，我有着自己痴心妄想的追求，并期待着有一天能够成为现实。
　　那还是很小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梦想，希望将来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就好像舞台上扮演革命样板戏的男女主角，受人尊敬和爱戴。后来看了一部当时风靡全国的电影《闪闪的红星》，剧中扮演潘冬子的小演员便成为了我为之奋斗的榜样。
　　记得在上小学之前，我不经意地总与一帮女孩子混在一堆，并且成为了她们的“首领”。她们都是左邻右舍可以称得上青梅竹马的同龄女伴们。其中一个小女孩与我关係最要好，她小名叫四妹。
　　四妹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住在我家对面的一栋叁层楼房裡。我靠在房间的窗台上都能看到四妹进进出出的影子。我每次买了新的小人书，总会在窗口向她招招手，邀她上来我家一起翻看小人书，共同分享。所以，每当她看到我向她招手，她总是高兴得活蹦乱跳，并赶紧折身跑回她家裡，“偷”出两隻煨熟的红蕃薯或者其他东西如两颗糖果什麼的，然后像一隻小兔子窜过小巷又蹦又跳地上楼来到我的身边。
　　四妹喜欢用红色的橡皮筋扎起一根小辫子，跑起路来，那根辫子在后脑勺摇来晃去的，很可爱的样子。
　　我们居住在一条长约150米的小巷裡，小巷的两旁几乎全是青砖青瓦式的两、叁层小楼房，都拥有一两百年以上歷史。每天饭前饭后，那条弯弯曲曲、破落陈旧的小巷裡总会荡漾着我们的欢笑声。
　　上小学以后，我和小妹同在一个学校，只是不同一个班。下课回到家裡，我们又会聚在一块，在古幽的小巷裡玩起各种游戏，一起挥霍童年的时光。
　　我和四妹她们一起跳绳子、踢毽子、做家家饭，或者捉迷藏。每次做家家饭的时候，我做“爸爸”，四妹总争着做“妈妈”。其他人拗不过她，只有屈当我们的“女儿”或者“儿子”。我们玩得都很认真，好像真的是一家人一样。每次做好了“饭”，四妹总会一本正经地对我大喊：孩子他爸，开饭了。
　　不过，我们最常玩的还是演戏，我对扮演《红色娘子军》的党代表洪常青乐此不疲，而吴清华的角色是无人敢与四妹争演的。可惜那时候我们都还不懂爱情是什麼，何况样板戏裡也没有表达爱情这一层意思，洪常青和吴清华只是战友的关係。四妹很天真地问我，我们以后长大了还会不会是战友。我说，我们一直到老都会是同一个战壕裡的好战友。她拍着手又笑又跳的，那根小辫子在她的后脑勺有节奏地摇摆着。
　　1974年的夏天，我同所有同龄人一样，自然而然地升读初中。但在小学毕业前，我们搬家了。新居和旧居的距离其实不远，只是各处不同的小区，走路不超过半小时，但当时来说，似乎是一道不可逾越的楚河汉界。新居位於市中心的中心，是一栋七层楼的住宅，当时全市最高的建筑物之一，可说是万眾瞩目的焦点。由於某些我也不清不楚的原因，对我来说小学和中学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的人生就这样被分割开来，乍看毫不关联，好比蝌蚪与青蛙，前者在水裡靠鳃呼吸，后者在陆地靠肺呼吸。
　　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都有差不多的经歷。在一夜之间，因为客观或者主观的因素发生了变故，於是忽然长大了。等到有一天突然有了很多的烦恼，才意识到无忧无虑的童年已经离我们而去。
　　自从搬家以后，我也疏远了儿时的女伴们。扎着小辫子的四妹，在我的脑海裡，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变得模糊。以至於后来，我连她的真名实姓都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