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国淡然处之相比，中国官方和有关学者的批驳意见较多。专家认为，福布斯选用最高边际税率来计算税负痛苦程度，名义税率与实际的税率不一致，最高税率适用率也比较低，因此福布斯的计算不够严谨。
事实也确实如此，但需要看到，福布斯的排行选用的标準是连续、一致的。既然是适用於所有国家的统一指标，那麼中国的“痛苦”程度较高并非无稽之谈。此外，福布斯的排行相对商业化，因此反映市场和受眾的需求，也有可圈可点之处。理性的政府官员在面对这一榜单时要反问自己，是否国内的民眾也是这麼考虑，政府的税收是否需要调整。
税负的本质，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价格”。税负痛苦指数反映的是“公共服务”的性价比。仅仅比较国家之间的税负水平，而不考虑公共服务的供应，意义不大。比如北欧的大政府在全球是出了名的，但北欧的公共服务和政府清廉程度也是出了名的。高税收高福利，再加有民意的支持，因此这是人家的一种理性选择。而之所以许多人相信福布斯的税负排行，就在於能感受到公共服务提供不够。
就以小口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占GDP比例)为例，2009年的数值为17.46%，这个数值与发达国家的相关数值相当接近。要反问的是，公共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服务，哪些能赶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行政成本较高。以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2006年各国财政数据为例。中国的行政成本大约是总支出的18%，而同期美国、日本、波兰均是13%，乌克兰是8%。
此外，中国的经济建设支出相当高，此数值达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叁至四倍之巨。徵税成本也令人担心。2008年8月，审计署报告显示，2006年，18个省(市)税务部门人员平均支出达到5.83万元，超过当年全国公务员人均收入两倍多。此外抽查到的部分税务局，超标办公面积占近六成，小汽车购置也有大量违规行为。
之所以人们对税负痛苦有认同感，就在於人们日常生活的感知。个人所得税扣减在多年的争论下政府让利力度并不足。而近年来“行邮税”等关税的执行也让一些民眾不满。因此一些普通民眾认为政府增税行为往往多於减税。而就公共服务来说，教育和医疗的服务水平不足以满足民眾的需求，相关投入仍然落后於许多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已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要达到4%。迄今为止，在财政收入节节攀高的背景下，这个目标仍未实现。医疗收费也依旧居高不下。
福布斯“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是有很大的缺陷，不过仅仅指责这些缺陷无济於事。需要看到，一方面是政府自身行政消耗过大，徵税成本及其他行政成本过高;另一方面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仍然达不到要求。也就是说，公眾在承担了较高的税负后，难以得到与之匹配的公共服务，这才是“痛苦”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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