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不畅。要敞开慈善精神的内涵，正名的功夫必不可少。慈善这个词虽非舶来语，但它的现代内涵与传统意义差别很大。《说文解字》对慈的解释为：“慈，爱也。从心，兹声。”从表面上看，这的确就是慈善一词的本意：在英文，慈善和慈善家通常写作Charity和philanthropist，意为意为博爱和博爱主义者。不过，爱是个总称，而爱的方式却有可能大不相同。在中国主流传统文化中，“上爱下曰慈”，慈善意味着“上(父母、长者、官员等)”对“下(子女、年幼者、百姓)”的爱和关心。显然，这种慈善理念蕴含着明晰的等级意识。部分国人习惯於以“上爱下”的方式行善，恐怕就是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
然而，“上爱下曰慈”的理念属於传统语境，与现代慈善精神相悖：现代语境中的慈善精神以博爱为本，而博爱属於叁大现代理念(自由、平等、博爱)之一，因此，博爱本来就意味着平等待人和尊重他者的自由。这个词在总结这种意义上的博爱精神时，法国哲学家保罗‧蒂博(Paul Thibaud)曾说：“我们有多麼视自由和平等为权利，也多麼有义务以博爱去尊重他人。故此，这是道德的格言。”受这种理念支配，西方着名的的现代慈善家都视他人的自由和平等为权利。他们的爱几乎总是逾越等级的藩篱，惠及各个阶层、种族、性别的眾生。十九世纪着名的英伦慈善家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坚信人人“生而平等”，为废除奴隶贸易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最终於去世前促成国会通过废奴法案。与他大体上同时代的慈善家沙夫茨伯裡伯爵(Lord Shaftesbury)则是废除童工运动的发起者。他们眼裡的奴隶、童工、流浪汉都是同样享有自由和平等权利的人，理应获得关怀。在他们的影响下，以平等之心关爱他人成为现代慈善者的共同立场。现代慈善事业的参与者已非传统意义上的施捨者，他们与受益者是平等的合作关係。慈善之爱是平等之爱——个体对个体的爱。为了让受益者安心，以中性词命名慈善机构已经成为西方的惯例和传统。2002年和2004年，笔者访问美国和英国时，曾参与了当地的慈善事业，亲身体会到了平等之爱所造就的氛围。
视他人的自由和平等为权利，这是博爱的前提。在此前提上帮助别人，方为慈善。慈善者不必是富商巨贾，也不必总是捐出大量金钱。只要你拥有了这种精神，哪怕你仅仅是个平凡的义工，哪怕你只向慈善商店捐了几件衣服，你就已经是慈善者。相反，假如你未视他人的自由和平等为权利，那麼，你即使拿出了巨款，也仅仅是捐赠者而非慈善家。
以这种现代理念为尺度，我们就会发现某些国人离真正的慈善精神有多远。许多人将捐赠本身当作慈善的全部，常常不顾及受益者的感受。他们往往携带大量现金，邀请媒体到场，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强势地位呈现给公眾。将大量现金置於受助者身边，已有将人与货币并列之嫌，自然谈不上视他者的自由和平等为权利。至少在其潜意识裡，这些捐赠者没有把自己与受益者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在某种意义上，展示、强调、享受这种不平等关係恰是部分人捐赠的深层动机。然而，他们这样做时没有尊重对方的自由，所给予对方的仅仅是金钱而非全面的关爱。施捨式的捐赠虽然会客观上帮助别人，但却与现代慈善理念相悖，难以造就真正的慈善家和真正的慈善氛围。从这个角度看，有些中国式慈善家的行事方式引起争议，恰说明中国人平均精神高度的提升。
慈善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立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接近现代慈善理念的是墨家“爱无差等”的兼爱思想。可惜的是，这种精神谱繫在传统文化中仅是支流，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经过20世纪复杂的因缘际会，平等精神仍未在当代中国深入人心，许多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名人、富豪)依旧是等级制的信徒，还难以立刻理解慈善理念和平等精神的内在联繫。从根本上说，我们离平等精神有多远，离慈善境界就有多远。没有平等精神，一个人就至多是捐赠者而非慈善家。中国越来越不缺乏捐赠者，但真正的慈善家却不多。这无疑是个缺憾。要弥补这种进步中的不足，我们还要经歷精神上的持续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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