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朋友们交谈，瞭解到20年来台湾社会有很大的进步。台北生活改善了很多，市民比从前有礼貌，乘车时也比以前更懂得排队。这个改变部分是由於经济因素。台北便捷的捷运系统及高铁的建造使得人们开车、旅行时有较舒适的空间，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住在台北的朋友觉得他们现在的生活比十年前还要快乐。
　　当社会能够提供足够的设备，人们有秩序地使用公共设施的情况就会得到改善。我时常以我在1982年到广州中山大学访问时碰到的一个情况做例子。当我抵达中山大学时，我需要发一个电报通知武汉大学我抵达的时间。中山大学的主人带我去邮局后，很热心地要帮我发电报。刚开始我坚持自己发这个电报，后来看到邮局挤满了等着发电报的人群，自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好放弃，请这位朋友帮忙。
　　另一个例子是两年前在济南车站发生的。当时我在火车的候车室等车，準备从济南前往北京。当候车的群眾听到广播说车门已开，我看到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着登上火车。我很纳闷地问隔壁一个同坐在候车室的妇人说：“既然大家都有座位票，为什麼要匆匆忙忙地挤着上车?”她说：“这是我们的习惯。”
　　大陆在上世纪80年代经歷过一段民生物资短缺时期，因而人们急於取得所需的物资，无法表现得井然有序。随着经济的成长以及足够的物质资源供应，人民因争取物资而失序的情形改善了，然而却產生另一种为求富裕而不择手段的行为乱象。很多人变得汲汲於赚钱。而且在致富的过程中，他们寧愿放弃应有的原则或是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是造成大陆猖獗的贪污问题及败坏的商业行为的一部分原因。
　　从歷史教训中可以知道，要让贫穷社会中的人在富裕后学会公民应有的礼仪，需要一段时间;而要让这些刚成为有钱人的人能够温和友善地对待他人，尤其是竞争对手，更需要一些时间。当大陆的经济条件持续改进的同时，合适的公民行为也会慢慢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