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佳节将至，“月饼税”再次被媒体拉上议程。该税被持续关注，是因为法律和情理发生了衝突，工薪阶层在感情上难以接受。此外，不久前，在南京，领导的一个电话，当地税务局就打算对婚前财產徵收“加名税”。或许，在国家的财政收入大盘中，加名税、月饼税等“小税”，只不过九牛一毛而已，但从这些名目繁多的税种中，我看到的是，我们要防止一步步走向“徵税陷阱”。
　　中国古代王朝的重复更迭，与传统税收体制紧密关联。在开国之初，统治集团都短小精悍，税收效率高，税种简单而轻便。但随着宫廷、驛道、军费的增加，享受特权的人也越来越多，纳税人口越来越少，於是，政府开始以各种名义加老百姓的税。在封建社会，官僚不是世袭的，不能获得永久性的税收剩餘索取权，竭泽而渔的行为就是其唯一的策略。这就是一个税收的“公地悲剧”。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欧洲。从中世纪开始，国王的一切花费都出自他个人领地，对於领地之外的土地和农民，国王没有权力直接徵税。在特殊情况下，比如战争爆发，国王加征非常税必须与纳税人协商，这便是中世纪欧洲的税权协商制。由於没有中国皇帝那样无节制的“徵税权”，国王只能通过“借债”来度过危机。
　　梁啟超在他的着作《中国国债史》中，开篇即言：中国自古无国债。帝国统治者高高在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竭泽而渔的徵税，使商业资本主义一次次被扼杀在摇篮中。
　　当西方发达国家仍在拚命借债的时候，我们却在税收的“公地”中竭泽。八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了近5倍，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只增长1.2倍。税收理论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适度。经济学上的拉弗曲线早就证明，高税收会导致人们失去生產性努力。
　　在中国，征什麼税，该怎麼征，几乎都是由行政机关说了算，正因为这种随意性，才会导致“领导电话通知徵税”的荒唐现象。徵税权与公民赖以生存的财產权紧密相关，税收必须由国家权力机关或议会立法开徵。因此，无论在法理，还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全国人大都应废止税收授权立法，回收徵税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