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的前发言人说，“发言人是要帮老闆挡子弹的。”
　　“因在7月24日新闻发佈会上的表现欠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回京后已被停职。”该传言一度被铁道部否认。但是事件的最新发展却是，这一传闻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人们会觉得奇跡真的会发生，雷也可以两次劈中同一个地方。中国铁道部饱受抨击的发言人王勇平被免职的消息终於在本週叁得到了证实。获知这一消息后，我马上想到了这个。
　　7月23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的几小时裡，王勇平背负着一个艰巨的任务：他要解释，在中国标誌性的高科技交通运输系统中，怎麼就出现了两列火车相撞的事故。他回答说，原因可能是遭到了雷击。
　　除此以外，他还面临着一群出离愤怒的官方媒体记者，他们高声追问铁道部，撞毁的列车车厢为何会被掩埋。王勇平说，不是这样的，挖掘机是在为应急车辆清障。
　　但最重要的是，王勇平要回答关於两岁女孩项煒伊的问题。这名女孩被困在被撞车厢20多个小时后才被找到，而那是在官方宣佈放弃搜救很长时间之后。
　　这是一个“奇跡”，王勇平当时想以此来解释。
　　记者们不相信，场面差点失控。
　　王勇平的那句“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顿时成为网络名句。
　　官方媒体新华社週二晚间用一条只有一行的短讯发佈了王勇平被免职的消息，铁道部没有解释原因。
　　可能也不需要解释。从各个方面讲，王勇平都没有完成任务，那个週日晚上他身穿马球衫的形象，已经成为铁道部今年以来出现的所有问题的象徵：部长因为腐败指控下台，京沪高铁供电故障频频，然后还有温州发生的事故。
　　目前中国正在给高速铁路系统踩剎车。在一家关键列车生產商召回车厢做安全检查之际，政府在週二减少了京沪线的运营活动。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说，不安全的铁路建设应当马上停工。
　　铁道部对温州事故的最新官方解释，是週二在其网站上发表简短声明说，因上层管理的“漏洞”，施工作业制度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它认定“部分单位施工安全意识不强”。
　　週二晚上，王勇平手机关机。
　　表现更差的发言人实在难找。大约在2003年，那位在爆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时候还否认美军正在入侵巴格达的伊拉克信息部长至少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和这位作为新闻发言人的伊拉克部长相比，王勇平的表现更差。后者的经歷再次告诉我们，新闻发言人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
　　新闻发言人吃力不讨好，他既要讨好老闆(他的委託人或委託单位)，又要不得罪老百姓。如果不幸“两老”都不高兴，他就是“风箱中的老鼠”。最让发言人纠结的是，有时并不是他的错，他却要为领导的愚蠢、决策的错误、集体的疯狂甚至体制的悲剧埋单。
　　新闻发言人处境的无奈，并不能成为新闻发言人免责的理由。发言人改变不了事实，却可以不知道的不说，不清楚的慎说，没有把握的不乱说，必须说的好好说。发言人遮盖不了真相，但是在避免对立、减少摩擦、消除误解方面，仍然大有作为。
　　如果说委託单位与公眾是一条河的两岸，那麼发言人就是桥樑。作为桥樑，发言人不能只呆在河的这一岸，“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就是放弃了过河的权利和义务。
　　新闻发言人过河的过程，就是自己融入大眾的过程。所以，沟通的前提，就是要将新闻发言人还原成一个普通的人：面对常识他承认，看到离别他悲伤，遇见苦难他流泪。
　　新闻发言人守住良知的底线，展现沟通的勇气，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技巧。恰恰相反，发言人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要遵循其特殊的职业规律。否则，发言人一出，误解更多，矛盾更大，敌意更强，发言人职业的设定就失去意义。像最近马英九和民间友人餐叙，席间一位蕉农向他抱怨香蕉的价格实在太低了，马英九一句关切地反问：“怎麼没有早点讲?”没想到引发轩然大波。泛绿猛批马英九不懂民间疾苦，马英九发言人范姜泰基就连忙出面灭火，解释马英九隻是心裡很焦急，希望问题能及早被发掘，就能及早解决。
　　如今中国各级党校都开设了如何面对媒体的课程，我观摩了其中一些培训的录像，发现这样的培训，官员充其量只能应对一下CCTV的一般性採访，如果把他们空投到可以发生“两颗子弹”的台湾舆论环境，恐怕很多人会“出师未捷”。一些培训，模拟了如何面对央视主持人和记者的提问，却没有意识到太多的官员不是倒在央视的枪口，而是某些在他们看来也许不起眼的媒体枪口，有的甚至没有记者的提问，只有网民的问责，像郭美美风波。还有一些培训，讲了很多如何佈置新闻发佈会会场、如何着装，殊不知，真正的战场是没有套路的，舆论战常常爆发在你毫无意识的时间地点，你还没有摆好阵势，甚至还没有摆好pose，你已经中弹，而且中的是流弹。
　　当然，我不是建议大陆的官员应该去台湾那个恶劣的舆论环境培训一下“生存能力”，这不现实也不容易，儘管我多麼希望大陆官员至少应该关注台湾舆论战的案例，以提高自己应对舆论的水平。因为，我很难理解：王勇平，这位在“后非典时代”第一批被培训的部委发言人，号称“黄埔一期”，经过多年的培训实战，仍然会犯下这麼多低级的错误。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发表了一篇“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语气中肯，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反思。但是有两点，我觉得值得商榷。
　　一是王旭明认为：“新闻发佈会应该在充分準备、并能给记者準确翔实和鲜活的一手资料及结论的情况下召开”。问题是，公眾的忍耐能够等待你準备好了再开吗?什麼时候才算是準备好了呢?在第一时间抢佔舆论主导权，要求新闻发言人时刻準备着。
　　二是王旭明提出：“这场发佈会应该是铁道部部长在事故现场召开最好”。这似乎违背新闻发言人的职业伦理。
　　我曾经和马英九的前新闻发言人聊天，谈及发言人和老闆(委託人)的关係时，他说，“伴君……”故意停顿了一下，有人插话“如伴虎”，他笑着接下去：“如伴唱”。他解释说，发言人如同卡拉OK的伴唱，老闆唱得好，自己声音就小一些;老闆唱不好，自己声音就大一些。“发言人是要帮老闆挡子弹的。”有时候，老闆对一个表态没有把握，会故意叫发言人先放话，如果大家认同，就跟进;如果大家反弹很大，就说这不是他的意思，并批评发言人把意思搞错了，发言人心裡含泪也要笑着承认错误。
　　至於老闆要不要发言人挡子弹，那就属於老闆的职业伦理了。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大陆，新闻发言人的仕途陞迁似乎并不那麼令人鼓舞;相反，在台湾，新闻发言人的前途普遍看好。仅以2008年台湾民意代表选举为例，有发言人经歷的成为胜选的最大群体之一，只要看看国民党的名单：周守训、蔡正元、吴育升、孙大千、赖士葆、黄义交……而且这些前发言人都不是“不分区”的民意代表，而是在选战中靠一票一票实力击败对手的。台湾媒体在评论这一现象时指出，正是新闻发言人的曝光率，增加了他们胜选的机遇。同样是高风险的职业，为什麼结不同果——当然，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