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外国人、宗教和二战的题材在官方那裡一般不太受欢迎。但因为这部影片讲的是我们是怎样的人，以及为了救人我们愿意做什麼样的牺牲，政府事实上很支持。”2011年11月12日，张艺谋和张伟平在美国出席了为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Hollywood foreign press association)举行的电影放映会。该协会是美国电影金球奖的大本营。
和《活着》不同，《金陵十叁釵》很快就通过了中国政府的审查，在9月19日拿到了公映许可证，3天后，又由国家电影局确定，代表中国参加8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评选。
《金陵十叁釵》改自严歌苓的中篇小说，她的好友——和张艺谋合作过《叁枪》、《山楂树之恋》的《十月》杂誌编辑周晓枫——把它推荐给了张艺谋。张艺谋看完小说，买下电影改编权，找来作家刘恆做编剧。刘恆是张艺谋电影《菊豆》和《秋菊打官司》的编剧。
美国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给张艺谋推荐了男演员克裡斯蒂安·贝尔和好莱坞顶尖的乔斯·威廉姆斯战争特效团队。2011年2月，在“十叁釵”拍摄过程中，贝尔凭影片《斗士》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
贝尔在“十叁釵”中饰演一个嗜酒的美国殯葬化妆师约翰·米勒，正在南京谋生。本来是去教堂做一单业务，日军的屠城却把他困在了教堂。同样受困的还有来不及逃走的一部分教会学校女生，和一群贸然闯来避难的妓女。
《金陵十叁釵》本来叫《南京英雄》，中途改掉，以强调故事主线中的女性特徵。从奥运会开幕式筹备开始至今，张艺谋花了数年时间研究南京大屠杀;一些取自歷史照片的画面，在影片佈景中重现。
国内电影发行业界人士测算，《金陵十叁釵》的票房要达到10亿元才能收回6亿元的投资。此前，中国电影的票房纪录是冯小刚执导的《唐山大地震》，超过6亿。
2011年9月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几乎所有美国电影购销商都到场观看影片。但离开多伦多时，销售业绩却不太理想。这让《金陵十叁釵》把投资回收的希望放在了华语市场。製片人张伟平强硬要求提高片方的票房分成比例，在业内掀起风波，最终由电影局调停，定下折中规则：票房在5亿之内，新画面分45%，票房过5亿之后，新画面得41%，院线分得59%。
针对这部电影，导演张艺谋日前接受了内地某媒体的专访。
记者：在诸多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严歌苓的小说独特在哪裡?
张艺谋：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故事，已经很多很多，未来还会不断拍成电影电视剧。可已有的作品，大部分都形成了悲剧、悲壮的正剧等等，这个题材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认知上，几乎已经接近规范化了，空间很小，拍得不好，非议还很大。
严歌苓的这个小说在这种空间很小的地方，有了新的突破。以小女孩孟书娟的视点展开叙述，就是一个突破点，它非常值钱。小说让我想到一个定格的画面：通过彩色玻璃，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走进教堂。我为这个独特镜头而感动。
记者：所以孟书娟的画外旁白，支撑起了整部影片。
张艺谋：关於这段歷史，一个十二叁岁小女孩的眼睛看到了什麼，她记住了什麼，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特色。我自己是这样想的：这个小女孩没有记住残酷，她记住了美丽。我们愿意忘却那些痛苦，我们记住那些美好，这似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所以我相信，如果活到今天九十多岁，孟书娟最后的记忆应该是美丽的。
她记住了这些美丽，其实就记住了这些可贵的、可歌可泣的人。我觉得外表的美丽，画面的美丽将和内心的美丽融合在一起，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可能就是这样的东西让你会觉得：哎，这个南京题材跟别人不一样。
文学策划周晓枫顾虑这类题材拍得太多，或者说一直没有断，我倒觉得恰巧是最挑战我的。某种题材当你一闭眼睛就已经能想到基本的风貌，那就非常固定化了。越是固定化的题材，你如果有个性，最值钱。好像刘恆写的《张思德》，多难写，太固定化了，毛主席已经评价过了。你想他没有什麼空间了，可他写出来了。我觉得别人再拍多少年，可能我们这个还会不一样。
记者：你跟刘恆多年之后再合作，又是跟前两次非常不一样的题材，过程顺利麼?
张艺谋：第一稿的创作过程，完全是在摸索，难度很大。比如我们把小说中两个外国人合成一个，还有很多我非常颠覆性的想法。要把它做成一个电影嘛，就从小说裡的许多元素中变来变去的。
刘恆写得很艰苦。在写剧本前，他就把电影裡的人物，弄厚厚一本人物小传。他是至今为止我惟一看到的一个这样做的作家。每个人物都是有祖宗八代的歷史，一个个都给写出来，这个太厉害了。第一稿给了我们一些砖头、瓦块，一些材料，但是还不确定。当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筹备已经很紧张了，但还是抽空跟刘恆谈。我记得晚上很晚了，我让他在某个地方等着我，赶过去跟他谈俩小时，然后马上又走。我只是给他提供一些可能性，希望他再写一稿。谈了一段时间之后，刘恆说好，那我静下心来再写一稿。
哎呀，当时我就在心裡说：老天爷保佑这稿成吧。因为我跟刘恆合作两次了，对他有一些瞭解，他前两稿最重要。他不是一个可以无休止地陪着你磨下去的作家，他会很快就疲倦了，可能就不行了。后来读到他的第二稿，我很高兴。他的第二稿是真见功力，真的是写出了许多许多电影中要的东西。
记者：你之前几部古装武侠片，特别强调剧情的保密，这部电影的情节、结局大家基本上知道，靠什麼吸引观眾看下去?跟以前那些强调情节悬念的影片相比，是否有不同的方法跟考量?
张艺谋：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妓女顶替孩子，一定是这样的。但说怎麼顶替，还有大悬念在，也就是人物在这个过程中那种细微的变化，人物是根本吧。
电影裡的这些人物是散点式的，电影不能顺着一个人物走，要不断地照顾到所有的人。戏少，人物还要站起来，这是很大的困难。但它的魅力也在这裡，在很短的时间裡，每一个人物亮相，她的个性、形象、个人魅力都要慢慢散发出来。
越是大背景，就越要关注人物的细节，人物之间的关係。任何大背景还原到人性上，刻画是最重要的。这部电影到了最后的时候，完全不能离开人，最后全是关於人性的刻画和关於人的刻画。
记者：贝尔扮演的角色，在小说裡是神父，为什麼改成殯葬师假冒神父?
张艺谋：我们想让这个人在最后的活动中能担当事情，不要只是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按理说秦淮女子顶替女生，不需要神父也可以。让这个人成为必不可少的角色，更符合一个好故事的要求。
我们想到这个职业要跟死亡和生命有密切的关係。如果是个拍电影的化妆师，那多没意思。殯葬师这个职业比较好，他打扮每一个人，都有跟死亡联繫在一起的感觉。我们改了好几次，结果日本电影《入殮师》出来了。中国有句老话，天下故事一大抄，故事都很像，就看你说的怎麼样了。我们打消顾虑坚持下来，剧本递到贝尔手裡，他非常喜欢这个职业。后来跟我开玩笑：你要改了我还不接了，我得亲手打扮她们。
他自己后来改了约翰的出身。原来写的是家传的殯葬师，他说不要，改成我就学了五年，而且第一次就是给自己女儿做的殯葬化妆。我们觉得很人性，寥寥数语带出一个人的命运，很微妙的感觉。
记者：从贝尔身上，你对好莱坞演员的作风有什麼感触?
张艺谋：有一场戏是他修卡车。只有几个镜头，工具拿来后，你把车盖打开弄一下，光拍你的脸不拍具体细节，还是夜景，全世界都认为没问题。他说不行，懂这个车的人在哪裡?我就头大了。这是个老车，一般的司机谁都不敢讲。等了一个小时，把懂车的人叫来。他要听他讲详细的过程：这个车缺什麼，用这些工具修哪裡、怎麼做，最后怎麼能发动，全部要清清楚楚。我一看这情况今儿拍不成了，只好改天拍。
他们这个级别的演员，什麼都要落在实处，包括家庭出身，各种口音各种细节，他跟你讨论很长时间。他当然知道有时候全剧组成百人在那儿等着，他一定要讨论清楚才去演。他反覆告诉你说，导演，这个是拍不到，银幕上是看不见，但我要清楚。他说因为他是演员。我很感动。
记者：在戏裡，贝尔给了你什麼意外的收穫麼?
张艺谋：他奉献了好几次意想不到的眼泪。戏刚开始拍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这部戏他不打算哭，我说没问题，我很尊重他。但他特别爱孩子，跟那些小孩子演戏，不由自主地掉了很多次眼泪，真情流露，那些镜头太值钱了。
比如有场戏是日军準备在二楼强姦一个女孩，女孩从楼上掉下来摔死了。他自己也挨了一枪托，晕在楼梯一旁，我本来是拍他去摸摸孩子的脉搏，拉拉孩子的手已经凉了，他就很难过很难过，愣在那，突然喧闹没有了，嘈杂没有了。他当时一拉小孩，眼泪就下来了。
本来是一个全景表现的镜头，我为了保险，多支了一个机器。我问摄影师拍到没?他们说拍到了拍到了。我说太好了，因为这种戏不会拍两遍的。
记者：电影一半是英文，一半是南京话对白，为此还要专门挑会说南京话的演员。为什麼在语言上花这麼大功夫?
张艺谋：在创作前期，我跟许多专家讨论，专家给我讲好多秦淮文化，因为电影讲的是秦淮女子嘛。他们越讲呢我压力越大。秦淮文化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繫了，你在电影裡怎麼体现呢?又不能是个教科书。最后我想语言是一个最简单的武器吧。你说秦文化一想起来也是很大，那他秦人用秦腔嘛，这是最基本的表现方式。所以我想咱就说秦淮话吧，怎麼也比普通话接近秦淮的风韵吧。
定了南京话很容易，可是实施起来难度大极了。有无数次，筋疲力尽的副导演从全国各地跑回来的时候，劝我说导演放弃吧，合适的演员能说南京话的人还是少数的，放弃秦淮方言吧，乾脆普通话吧。要不然来点上海话行不行?
我就说还要再找，我就不信找不到。曾经有一度想放弃，想能不能把范围扩大到上海，那会外语的学生，而且形象好的，讲上海话的，那就多了，好几百了。也想过就说玉墨是上海来的。当时问过很多专家，他们说南京当时很高级的妓女常常是江浙一带来的，也有上海来的。但是后来我们最主要的，有台词的演员几乎都是南京人。
记者：妓女们唱起《秦淮景》，孟书娟在地窖角落裡听的时候，切到十叁个妓女身穿旗袍并排走向摄影机的画面。这个表现性的镜头在一直很节制的叙事性镜头裡非常突出。
张艺谋：这当然是利用孟书娟的幻想、想像来完成的。贝尔特别喜欢这一笔，用他的话说就是意料之外，但是又在情理之中。十叁釵走出教堂，本来是身穿女学生衣服去送死的，但她的想像裡却是她们刚从妓院逃出来，进入教堂时的华丽模样。
我原来有好几种设计，在车上，阳光校车等等，剧本也是这样写的。但是我觉着，最后她的幻想还是留在看着玉墨她们走进来的画面，感觉特别好。就出现了这个非常有表现性的画面，也适合电影宽银幕，也适合中国传统旗袍，迎面走来。很残酷的电影，最后出现了诗意，出现了浪漫，出现了那种美丽。
记者：这个电影裡日本军人的形象，你是怎麼考虑定位的?
张艺谋：我觉得应该是客观的，我们只能说那个时候的日本兵，不能说今天的日本人、中国人。你看南京大屠杀可以看得到毕竟是一次屠杀，不是两军交战，大部分被屠杀的对象都是平民或者放下武器的军人，没有拿武器的。这个事实不能更改。
人类的战争有多少故事，一战也罢二战也罢，今天全世界都在拍，我们不要把它狭隘化。再拍这些歷史故事，它还是给今天人看，从这个题材来说，我们的目的是珍惜今天的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这是终极目的。
记者：你拍这个电影，有使命感吗?
张艺谋：没有。如果拍一个歷史题材的电影，立即变成民族间狭隘的仇恨，这个电影是不对的。全世界拍那麼多电影，你看美国拍了多少纳粹恐怖片，他是让你恨德国人吗?恐怕不会那麼狭隘。都是歷史的故事，今天都是要在战争和灾难等等题材中去提炼和观照人性。
战争或者灾难背景下人性的光辉，这是我们最要看的。人性的光辉是什麼?歌苓、刘恆都说过，是爱，是善。这话一点都不大，在哪裡拍都是这样。要不然，我们就把这个电影看得太狭隘了。我们不要做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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