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因为我们走路的速度是街上最慢的，我俩竟然被一位扛大包的老农百里挑一地看中了。他操着不知是哪里的口音叫住我们：“跟两位打听一下，去鼓楼咋走?”他很紧张，说话结巴，样子也有些局促，塞得鼓鼓囊囊的陈旧的包袱在他肩上直晃悠。看来这高速运动的人流和骄阳似火的天一定是把他搞晕了。妈妈抬起手向身後一指：“喏!往前走50米有5路车，直达鼓楼。”一番夸张的千恩万谢之後，老农马上揽起堆在地上的大包小包，很快消失在人群里。
顺手做了件好事，妈妈的心情好像比刚才振奋了许多，话匣子随即也打开了：“看人家一个人到北京来，人生地不熟，还背着那麽多东西，够可怜的。你好好体会体会。”对妈妈的话，我也很有同感，不经意又往“大包袱”消失的方向看了一眼。“哎呀!”我一时被所看到的一幕惊呆了，“大包袱”竟然站到了和去鼓楼方向相反的车站下等车呢!我马上把这个“不幸”指给妈妈看，妈妈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天这麽热，我们可真的跑不过去了，老兄!”妈妈急得直跺脚。相隔50米，在街上喊话是不可能的，妈妈试着朝“大包袱”用手势比划，样子看上去实在滑稽。当一切动作都成为徒劳之後，我和妈妈只有祈祷了：盼着他能抬眼看看站牌或是能问问身边的人，可一切随着时间的飞逝都成了妄想，偏偏那老农就只知道一个“等”字。”
灼热的阳光直射着地面，时间也无情地流了起来。再等下去，车就有来的危险了，几乎是在同时，我和妈妈都选择跑过去。那个时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什麽叫和时间赛跑——慢一步，5路车进站，“大包袱”就会被带到相反的方向。而我也从未感受过平日短短的50米竟然可以变得那麽长。气喘吁吁的妈妈还在旁边开玩笑：“我们这叫在实践『相对论』，那老兄兴许是爱因斯坦转世。”眼见着差十几米远了，车来的危险性又增多了几分，妈妈的速度真是太慢了，我自告奋勇准备独自承担重任了。真是老天有眼，就在“大包袱”马上要登上车的一刻，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了他面前：“老乡……去鼓楼坐车应该到马路对面。”听到我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旁边等车的人们一阵面面相觑，显然他们不明白我这个不速之客的来路，而我眼前的这位农民呢?似乎已把我们刚才的“交情”忘得一乾二净，全然不知道我是何方神圣，只是错愕地愣了一会儿，红着脸自言自语道：“走错了，走错了。”然後，拎着那堆大包裹，匆匆忙忙挤出排队的人群，朝马路对面的车站走去，居然连一个字都没留给我。
我一时愣在原地，满头的汗却是一心的凉。赶上来的妈妈好像看出了我的不快，问我怎麽了?我说：“这人连句谢都不说就走了。”妈妈也迟疑了一下：“是嘛。”
之後，我俩徒步走到了後海的星巴克，找了个柳树下面的位子坐下，终於凉快了些。妈妈又有了说话的兴致：“刚才那事恐怕得反过来想。”我问她：“怎麽个反法儿?”妈妈摇晃着只剩下几颗冰块儿的咖啡杯开始了她所谓的推理：“若是我们不跑这一趟，那个老农上错了车，回头不光是他会记恨咱们北京人说话不负责任，他还得鼓秋他身边的亲朋好友说咱北京人的不是。冲这个，不谢也罢。”听了母亲大人似乎是含了咖啡因的教导，我也来了灵感：“老师一直让我们写篇北京精神的文章，我一直不知从何说起，今儿这事儿不正合适吗!”妈妈笑道：“我说他是爱因斯坦变的吧，看来连『谢』都是相对的，这会儿你还得谢人家呢。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我自嘲地笑了：“他多半是吓坏了，紧张得没顾上说谢。”
之後就是我的那篇作文的问题。当我真正提笔的时候，又不免心里犯起了嘀咕：其实我和妈妈下意识地在酷热中狂奔，不过是人性中“爱人如己”的一种本能的选择，初衷并没有要和某种精神搭界的想法。而我的文章中真要是把这件事和“北京精神”扯到一起，未免有“真戏假作”而违“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真谛之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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