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脉、蓝天、庙宇、僧侣和石板路……据说在不丹这个“最後的香格里拉”，连路上的狗都在微笑。现在，这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幸福光景有望在全球铺开。一场波及全球的以健康、幸福为目标的运动正在展开。而总人口67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过1400美元的亚洲小国不丹，正是GNH(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概念的提出者，也俨然是这场运动的引领者。
　　在谈论为什麽一个国贫民弱的国家得以向西方世界输出价值观时，不可忽略的一点当然是这个价值观本身承载的能量。GNH概念的产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口号，还蕴含了延绵十多个世纪的宗教精神对不丹人幸福观形成的影响。
　　因此，这个1999年才有第一台电视机，五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只有两架飞机的国家，并没有因为贫穷而丧失快乐的理由。2006年，《商业周刊》一份全球调查就显示，不丹国民的幸福指数排在亚洲第一，全球第八。
　　不过，一个缺乏所谓“经济基础”承托的价值观能走出自身并影响其他文明，前提是与其他文明先行对话、互动。在GNH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处处可见西方文明的影响。
　　比如GNH的各项量度指数、调查方法、审查工具是由不丹研究院在国王和政府指导下邀请国际学者共同进行，从时间使用、生活标准、治理质量、心理健康、社群活力、文化、健康、教育、生态等维度切入，其系统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特质显示了它们是西方理性思维的产物。
　　又比如不丹政府公务员群体受教育程度相当高，1900名公务员中有60%曾在国际名校进修过。现任国王毕业於英国剑桥大学，而不丹国师、国民发展委员会主任则毕业於牛津大学。
　　这些信号在提示，在不丹传统文明基础上建立的幸福价值观，是在和西方文明相同的话语体系里获得表达的，因此它的输出并非是那麽异质的价值观。这里不得不提及“不丹模式”的缔造者，不丹第四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旺楚克生於1955年，12岁便只身负笈英国，17岁回国成为国君。他在英国受教育的时期正值欧洲经历动荡的变革，虽然未见诸文献，但可以想像他和1960年代西方青年一样，经历过对主流价值观的反思和反叛，这一点，大概对他上任後提出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治国纲领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