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迂回地暗示，上述问题不能等到2013年下一届中央领导上台後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才有详细答案。在明年的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简称“十八大”)，他寄望高层能够重新肯定自1978年以来，中国所确定的改革目标。
作为着名的改革派经济学者，吴敬琏11日在“财新峰会”上也再次呼吁政府推进经济、社会与政治改革。他在几次发言中均表示，中共与中国政府为2011年至2015年确定的“第十二个五年社会与经济规划”，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定为主线，但是其实在十多年以前，转变增长方式的概念就提出来了。
吴敬琏认为，转变增长方式过去执行得很不顺利、实现得很不好，总结出的经验是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於推进改革。推进改革的目的是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性障碍，建立一个有利於创新，有利於创业的制度环境。
吴敬琏说：“所以总体来说，我的意见就是这样，对於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在於切实地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及支持市场经济的其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在那里喊口号。”
他也几次以高科技产业转型的具体困难，来强调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性。他说：“我们以前以为中国技术能力比较差，很少产生世界前沿发明，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问题在於这些发明要实现产业化非常难。”当前的融资与税收环境，并没有给予高科技企业、制造业内部的服务企业足够支持。实体企业还面对着许多鼓励他们“不务正业”的引诱。
吴敬琏说：“因为我们的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杠杆化严重，所以所谓的虚拟的行业，如证券业等盈利非常高。还有，土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只要低价给你地，你马上就成亿地发了财，於是我们制造业里面做尖端的制造业，就受到很大的诱惑。可以很认真地去查一查，包括很有名的IT企业，它多少盈利是从房地产来的?如果不改善这个环境，我想我们的产业升级，很难。”
针对改革的前景，吴敬琏表明，改革需要政府发挥领头作用。他肯定十二五规划提出的“顶层设计”概念，这意味着中国准备在未来五年中重启像1980年代、1990年代那样的改革。
不过，吴敬琏字里行间也透露了不少隐忧，他在发言中指出，经过30多年改革，改革的目标已经很清楚，但执行得不坚决，深层的原因在於当局的共识不巩固，中国究竟是要建立一个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还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又或以政府的掌控与驾驭为要点?他暗示，上述问题的不明确，可能使中国滑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
吴敬琏说：“现在顶层设计，它发生了一个，用我的话来讲是『顶顶层』是什麽的问题。到底我们要一个法治的、规范的，有利於多数人的市场经济呢，还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所以我除了寄希望於2013年的三中全会有一个很详细的方案之外，我也寄希望於明年的代表大会，这个『顶顶层』，要重新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目标。”
中国在1976年结束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两年後，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这次全会被视为中共历史的关键转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起点。在以後中国社会出现意识形态相关的争论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与精神，是体制内改革派人士经常引述的资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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