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孩子相处的方式很重要
记者:你平时工作肯定很忙,跟家人、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多吗?
于丹:我只要是在北京,晚饭基本上都会在家裡吃,陪陪家人、孩子。
记者:我们都知道你小时候是一个神童,一两岁就认字,4、5岁就背论语。你觉得背诵这种教育方法重要吗?
于丹:我小时候跟姥姥生活在一起,那时父母都下放了,姥姥把我带大。她是旗人,受过非常好的师范教育,会写非常漂亮的小楷、会背很多诗词。她教我认字,就是那种汉字卡片。她教我背诗词、看书。因为我是独生女,很寂寞,没有其它可玩的。从小就这样很寂寞、很内向地长大。小时候养成一个阅读习惯,是很重要的。长大后像反芻一样,见到一个现象,你把这个营养再重新咀嚼一下、吸收它,就会很有用。
记者:你的父亲于廉也是一个国学造诣很深的人,他对你的影响大吗?
于丹:我父亲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他自己对诗文的喜欢,他留给我这麼多的书,他对我的那种很宽容的教育方法,这些都很深刻地影响着我。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孩子的人,他从来都不会强迫我去做什麼,都是在聊天、吃饭的时候给我讲一讲。如果听了一半我跑掉了,他也不会把我拉回来。就这样日积月累、耳濡目染,我逐渐觉得传统文化不是离我们生命很远的一件事情。我从来都没有手背后、身坐直那样地去背,都是很轻鬆地去背。
现在我也把这个方式延续到我女儿的教育上,都是聊着天、玩的时候教她学一些东西。无论是她泡在浴缸玩水的时候、在床上蹦着跳着的时候、还是骑着滑板车我在后边追着她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识字。人在这种时候记下来的东西,会觉得生命状态很轻鬆,不是强迫的,她不会有逆反心理。
记者:你重视孩子的传统文化教育吗?
于丹:中国文化中一些好的东西,在小的时候去接触,总会有用,我觉得让小孩瞭解她是一个中国人,她的思维方式是什麼,她以后就是走到世界上任何国家,她都会找到自己的坐标,不会失去自己的根基。我女儿1岁多时,我就把她送到幼儿园了。她也学芭蕾、钢琴、绘画。
记者:她喜欢这些东西吗?你会像中国很多父母一样,强迫孩子学一些她不愿意学的东西吗?
于丹:我不会强迫孩子,这些都是她自己喜欢的。孩子喜欢学什麼在于兴趣,刚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她就说她要创作,她在低音区弹她姥姥说什麼话,在高音区弹她自己说什麼话,在中音区弹妈妈说什麼话。这些事情我不拦着她,钢琴本来就是一种表达,她喜欢就好。她上学之前钢琴就考级了,我还问她,你要这麼早考吗?她特别确认她要去考,一个人拿着准考证就跑去了,我们都怕她跑丢了。考完后,她说:“我觉得我应该能过。”后来就真的过了。我经常去国家大剧院看一些话剧、舞剧,都带着她。她很小的时候看了舞剧就说:人家跳得特别美。她属于细胳膊、长腿、小脑袋的孩子,身体柔韧性好,去练芭蕾,老师经常表扬她。小孩有人鼓励就做得好。所以一到钢琴和舞蹈课,她就抢着去,去了又会受表扬。
她现在喜欢就这样学吧,如果什麼时候她觉得学习压力大,不愿意继续的话,也可以停下。这就是一个艺术素质的提升,我们谁也没有想让她干专业。快乐就好。
不对孩子有预设目标
记者:希望将来孩子从事跟你一样的职业吗?
于丹:我对孩子不抱任何的预设目标。有预设目标,大人自己心裡也很累,对孩子也不公平。她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她有自己独立的选择。
她的幼儿园离我的教学楼很近,小时候,她放学后,我就带她去我们楼裡,她特别喜欢站在大黑板前比比划划,指着那些大学生说:“等我长大了,就来教这些哥哥姐姐,我要像我妈妈一样当老师。”她觉得妈妈教书挺好的。但是,这都是小孩子的话,长大后怎麼样要看她自己。
记者:你现在做老师,是小时候,姥姥和父母对你的影响吗?
于丹:不是,我小时候没有明确的要做什麼。我生性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人,我希望自己能对自己的终端產品负责,不希望有太多的约束、内耗。一个学文的人还能去选择什麼呢?我要是讲课的话,我对我的语言是可以负责的;我如果写书,对我的文字是可以负责的。我挺喜欢教书这个行业,这是我长大以后瞭解了自己的性格逐渐确定的。
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记者:你认为教书是一个自由的职业吗?
于丹:在我最早选择这个职业时我这麼想。现在,我很迷恋这个职业,我喜欢跟学生在一起的状态,这麼多年,我都一直坚持上本科一年级的课,他们是刚刚毕业的孩子,对这个专业学科充满了好奇,甚至也充满了误解、质疑,他们说话很冲,没有太严谨的逻辑,近乎有些童言无忌,什麼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非常喜欢人生命状态中很天真的这个阶段。我有时候觉得给我的博士上课没有多大挑战性,如果他硕士就跟着你,或者已经读了很多书,老师说了一句话,他后面有10句很默契地等着你,这个中间没有衝突。在人很年轻的时候,老师可以让学生把学术的理性和生命的激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我之所以很迷恋当老师,就是特别喜欢面对低年级的孩子,低年级是人格养成的时候。我喜欢孟子说的一句话:“吾养吾浩然之气”。一个人一定要在很年轻的时候把自己养成一个大的格局。气场要大,格局要大。我后来喜欢这个职业,是因为可以影响很多孩子的价值观。
记者:你在学校是不是特别受学生的欢迎?
于丹:对,这个确实不是我上电视才受学生欢迎。一开始在大学做老师,学生就挺喜欢我。课上课下学生都很喜欢我。我讲课的环境比较宽鬆,我的课孩子们都可以随便说话,我经常问他们问题,都不需要举手,让他们大声说就是了,他们说的东西,我就在黑板上写,根据他们说的东西,我再继续往下讲,气氛是非常活跃宽鬆的。课后,他们也会跟我说他们的人际纠纷、谁当干部拉票呀等等。他们恋爱的时候,男朋友、女朋友的事情,让我去处理。孩子们跟我无话不说,在一起像哥们的状态,我也很享受。
记者:学生跟你在课堂上会因为观点不同争论吗?
于丹:会有,有些观点我让学生们在课堂上讨论,讨论时也会吵起来,他们也会问我为什麼。争论,本身也是他们发现内心的一种过程。
于丹认为,社会上关于成功的教育太多,我们几乎把成功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但她认为,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在她对孩子、对学生的教育中,都遵循这个理念,她认为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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