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发明第一把刀的时候，就注定了它有两面性格——它可以是杀人的刀子，也可以是救人的手术刀。同样的，当人类发明了公投之後，也在政治上形成了两种完全相反的效果——推动更多的直接民主，准确反映民意，但也可能被民粹力量绑架，陷国家於分崩离析中。
　　美国加州就很喜欢采取公投的方式来解决公共政策之争，从税制问题到大麻合法化，公投一直没完没了，但最後还是搞到财政焦头烂额。美国联邦政府对於国政与外交等重大议案不会付诸公投，以免造成国家分裂，尤其美国经历过统独对决的南北内战，军民死伤近百万人，对於国家认同的问题，从来都不敢掉以轻心。
　　台湾的前途与两岸的问题要不要公投，成为两岸三党的争议焦点。但北京清华大学的学者郑振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两岸问题要公投，不能只是由台湾民众参与，而排斥了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否则公平何在?理性何在?
　　其实孙中山先生早在百年之前，就在三民主义的论述中，提出了创制与复决的方法，确保民权不会被专制的权力所压迫，让民间的直接民主，可以在关键时刻作出自力救济，但也了解不能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美国开国元勳麦迪逊就说过，必须警惕直接民主会带来“多数人的暴政”。
　　但公投也不能简单的、一刀切的视为洪水猛兽。法国在一九五八年成立第五共和，就是靠公投来通过宪法，让法国的民主获得了新生。政治学者对公投的讨论，大致上认为它具有利弊互见的特色，可以刺激社会对某些问题的警觉和深入的讨论，但成功的条件，是必须有配套的政治文化、稳定的经济与社会，才不会使国家陷於乱局，也不应将所有的公共政策问题诉诸公投，造成公投Referendum走向不知“伊于胡底”的Never-end-dum。
　　因而公投是否要举行，其实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不能视为万灵药，也不要视为毒药。关键在於发扬直接民主的精神，回归法国思想家卢梭所提出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的原则——政府的设立，是与人民有约，统治者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统治者违反了这个约定，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改变它。而人民的公意(General Will)如何确定，往往要靠公投的方式。
　　也许就像巴黎公社的例子——巴黎公社消逝了，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公投不见得要举行，但公投的直接民主原则是不能忘记的。公投是一把双刃剑，必须善用其锋，刺向关键的要害，确保民意不会被傲慢的权力劫持，但又不会刺到人民的福祉与集体的利益。这是永远的吊诡，也是对现实政治的永恒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