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0年底，因为同几个朋友一起偷看黄色录像后被其中一个朋友无意“出卖”，在圣诞平安夜的早上，我被派出所的叁轮摩托车从公司办公室高调带走。在派出所的审讯室裡，我被隔离了一整天，被审问了一整天，被折磨了一整天，也被饿了一整天。随后，於当天晚上，我再被转送到市第叁看守所关押。
　　凑巧的是，关押我的那座看守所加建部分，正是我一手一脚负责建筑和结构设计的项目。刚刚施工完毕、交接使用不久的大楼，说不定，我便是第一批“客人”之一。
　　我在自己亲手设计的看守所裡，度过了一生最难忘的圣诞节和新年元旦。
　　记得那天晚上我被推进监房的时候，因为饿了一天，全身无力，半边屁股靠坐在床沿，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我下意识地用眼睛的餘光扫视着四周，看到大约有十几个人，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围观凑热闹，有的在睡觉。
　　这时，一个男人边打扑克边问我为什麼被关进来怎麼进来的，我低着头不敢说话。他自言自语地又说：看你这斯文样子，肯定是当什麼小官的收受贿赂被抓进来的吧。我还是沉默不语。这个男人有点不耐烦，“是不是欠揍?”
　　一直靠在男人身边看打扑克的一个大男孩看了我一眼，“大佬在问你呢，你什麼时候被抓的。”我说今天早上。大男孩说了句“看来还没吃过东西吧”，然后爬到床角，从一堆衣服下面翻出一包饼乾，递到我面前，“先吃了吧。”
　　这个大男孩就是志坚。他不但让我免受了许多新人的麻烦，此后更得到了不错的待遇和眾监友的热捧。而我能够给与他们回报的，便是成为这些失足者的免费法律咨询员。
　　志坚是因为有一次在下班的路上，偶然发现路边倒放着一辆半新旧的自行车，顺便骑了回家。想不到几天后被公安局抓到，说他偷自行车，就这样被关进了看守所。1991年元旦后，我出来不久，他也重获自由。他特意地把我遗留在看守所的一件外套送回给我，自此，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他是家裡的独子，父亲是一个工厂的苦力工，母亲无业。他高中没毕业就进了父亲的同一个工厂打工，平时喜欢运动，是一名业餘健美运动员，曾经获得全市健美比赛的铜牌。后来，在他的鼓动下，我跟着他去健身房练哑铃、玩双槓。可惜我怎麼练都练不出他那种胸肌。
　　与他相处一段时间，觉得他这人不错，老实巴交的，所以说他偷自行车，我也不大相信。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爱酒不要命，经常喝得烂醉。他当时有一个女朋友叫胡芳，对他特不满，总骂他。每次在他酒醒之后，他总是一副可怜样子跪在女朋友面前发誓以后再也不敢了。
　　胡芳是一个心灵手巧的才女，酷爱画画，她画出的人物栩栩如生。不过，她最拿手的还是泼墨风景画，那意境太美了，简直让人叹为观止。她说难得有人欣赏她的画，顺手送了我一张，我也没有客气，收下了。
　　有一天傍晚，、胡芳突然给我电话叫我去她宿舍打火锅。我以为她和志坚又闹什麼彆扭，要我去做说客。但是，到了她那裡，不见志坚。我问她，她说不用理他。然后叫我坐下，两个人面对面地一边吃火锅一边聊天。
　　慢慢地，她才跟我说她和志坚分手了，说他不适合她。她一边不停地为我烫菜夹到我碗裡，一边说我很多好话，让我很不好意思。有好几次，我和她四目对视，我分明看到她柔情似水的眼神，心裡感觉不妙。匆匆吃完碗裡的菜，没等她劝我再多吃，我站了起来，赶紧告辞。
　　逃离她的宿舍，我风一般地骑车回到自己的宿舍。我的心一直在跳，那可不是激动，是害怕。可是，还没等我缓过神来，听到敲响声。我刚打开房门，胡芳已经不请自进，手裡拿着一束粉色玫瑰花。
　　她默不做声地自个儿把花插到我书桌上的花瓶裡，然后把一张画用透明胶带纸贴到墙上。我一看，那是我的头像素描，也不知道她什麼时候画的。
　　我坐在床沿，一直没说话。她做好她想做的事情，说了声“我走了”，然后走出房门。我也没送她，一直坐在床上发呆，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半夜裡又有人敲门，我打开一看，隔壁房间的同事用手指了指外面。我走出大厅的门，看见醉倒在地上的志坚，很是惊讶。我走向前要扶他，他突然顺手给我一拳，牙血立刻从我嘴裡渗出来。我示意同事，一起把他抬进我的房间，安顿在床上。
　　第二天中午，他才醒来。我们都没说话，一前一后地走出宿舍，到外面大排档吃饭。我没向他作任何解释，默默地陪着他喝了一点啤酒，但不让他多喝。几杯下肚，他开始向我道歉，要我原谅他昨晚的鲁莽。他说他相信我，希望我们还是好朋友。
　　后来这件事情还是在公司上下迅速传开，一时成为了同事们饭后茶餘的八卦话题。
　　这件事情让我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朋友可以理解我，但是，不瞭解我的人会用什麼眼光看我。至於说我“花心”什麼的，我可以接受，但因为男女之情而伤害朋友，那可是罪过。
　　几个月之后，志坚有了新的女朋友，这才让我心裡的内疚感和罪恶感逐渐减轻。后来，他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梧州，到底去了哪个城市，他没告诉我，甚至什麼时候离开的我也不清楚。至今我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谅解了我，还是他心裡始终有一根刺，然而，我却为失去一个患难下结识的兄弟而感到失落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