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度的媒体曝光，近乎完美的形象设计，以及浑身上下散发出的一种贵为王子公主般的奇妙幻觉，这就是“梦工场”对明星偶像的包装法则。
有意思的是，一些官员也似乎对梦工场式的“梦幻”包装情有独钟。在彷彿视如己出的大眾传媒上，他们总以“无可挑剔”的形象示人，说的是自以矜异的官腔，到的是经修饰过滤后光鲜鉴人的现场。加上官员对私隐的警惕，我们甚至也无从获知官员的家人和他公权之间的瓜葛，就如刘天王妻子朱丽倩的“雪藏”，等等。
不过，最近湖南益阳的一次新任常委见面会让人颇感意外。据2011年10月1日湖南官网“红网”的报道，刚当选连任益阳市委书记的马勇，在记者见面会上遭遇了益阳本土记者毫不客气的“发难”。匪夷所思的是，这场见面会还被当地电视直播，一个个让人“冒汗的问题”接踵而来。比如要求马勇公开财產和家人就业情况;比如表达对两位镇党委书记敷衍记者採访的不满……提问火辣，马勇“两鬢汗湿”，但回应诚恳。
当地媒体对市委书记的表现也没有曲意逢迎。比如当记者要求马勇背出下辖乡镇党委书记名字的时候，新闻稿还特别註释，“老实说，回答得并不十分流利”。看到这裡，我不由莞尔，从传播效果看，这个“露拙”实是“藏巧”。据说，这场见面会获得了舆论几乎“一面倒的讚誉”。
一条让市委书记“快掛不住脸”的新闻，无意中给传统媒体如何提高传播力上了生动的一课。
眼下，“围脖”的调门越来越高，我们的传统媒体也在省思。比如广电总局呼之欲出的“限娱令”中，要求卫视在黄金时间必须保证叁档以上的新闻节目。但话说回来，传播力的高下并不取决於新闻量的多少，关键要看这种传播能否让民眾因关注而分享，因共识而多赢。1930年代，传播理论“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杜威曾提出社会“共同体”的概念。他说，“共同体”应当是“一部机器的各个部分，为着一个共同的结果而以最大限度的相互合作进行运转”，但这种“共同体”的有序运转需要传播。
传播即分享，“有了这种分享，传播的意义就在社会意识中得到增强，加深和巩固。”
可对杜老先生的话，并非人人都会心有慼慼。央视记者柴静就曾感叹“两会”之后媒体与民眾沟通的不畅，她说，“每次这种眾声喧哗之后，一下子龙头关得那麼彻底，让我这个身在媒体的人，也觉得荒诞。”
现实中大概不会有全能完美的政府或官员，所以这裡的“荒诞”有点类似明星偶像带给人们的不真实的“幻觉”。但是，就个例而言，柴静说的也不尽然。2002年，我还在电视台做新闻总监的时候，就尝试了在“两会”后开设常态性的互动栏目——《民生热线》。当时，茅临生(现任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刚获选杭州市长，开始我们还有些担心，怕情有不堪。没想到，茅临生当即回应支持。开播那天，正好“两会”结束，茅临生到电视台接听了热线。后来，《民生热线》成了杭城收视率最高的新闻栏目。或许，也是顺着从民眾和媒体借力借势的思路，杭州在2008年提出党政、媒体和市民叁方互动的“民主促民生”治理机制，推动城市文明的共建共享。
官场不是梦工场，梦工场营造出来的明星偶像是为了给粉丝“造梦”，而官员的使命则是要和民眾一起“圆梦”。如果官员能从媒体和民眾的关注点中获取巧妙构思，他在民眾面前即便“素面朝天”，或会引来更多的粉丝，治下的媒体也会和民眾越走越近。
借用美国新闻界“后篱笆”的概念，我们不妨也来设想：一天结束的时候，公民甲乙丙丁靠在后院的篱笆上聊天，一个问另外几个：今天的重要新闻是什麼?结果，苍井空的书法秀被一句带过，他们更津津乐道於自己选出的人大代表张叁对选民有什麼承诺。如果不称职，下一届我也来试试?他们甚至聊到两会之后的某一天，张叁也能拋出几个让市长“两鬢汗湿”的问题，而市长儘管有些诚惶诚恐，但还是頷首微笑，接过话茬……当然，这个场景不光在“围脖”上流转，还能让人不由自主地就想打开本地的报纸和电视，因为在他们眼裡，后者无疑更具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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